王安忆隔空对话张爱玲丨舞台剧版《金锁记》
今晚向您推荐王安忆《世俗的张爱玲》一文，她曾担任编剧将张爱玲小说《金锁记》改编为舞台剧，这里也分享了王安忆关于这次“隔空对话”接受的媒体专访。《小说月报》2017年中篇小说专号2期选载了王安忆新作《向西，向西，向南》，期待您分享阅读心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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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俗的张爱玲
文丨王安忆
对于我们这些与张爱玲交臂而过的人，就只能从她留下的文章去认识她。在散文里，她显得清晰和直接一些，小说则要隐晦与曲折一些。而说到底，认识张爱玲，是为了认识她的小说，因为于我们来说，唯有小说，才是张爱玲的意义。所以，认识的结果就是，将张爱玲从小说中攫出来，然后再还给小说。
先看张爱玲的散文。我在其中看见的，是一个世俗的张爱玲。她对日常生活，并且是现时日常生活的细节，怀着一股热切的喜好。在《公寓生活记趣》里，她说：“我喜欢听市声。”城市中，挤挨着的人和事，她都非常留意。开电梯的工人，在后天井生个小风炉烧东西吃；听壁脚的仆人，将人家电话里的对话译成西文传给小东家听；谁家煨牛肉汤的气味。这样热腾腾的人气，是她喜欢的。在另一篇散文《道路以目》里，她写的街景，也是人间冷暖的：煮南瓜的气味与那种明亮的桔红，给她“暖老温贫”的感情；寒天早晨，有人在人行道上生小火炉，呛人得很，可是，“我喜欢在那个烟里走过”；一个绿衣邮差骑车载了他的老母亲，使她感动；有人在自行车轮上装着一盏小红灯———在我们的时代，已经看不见了。小时候，有人在车轮上系彩色的绒线，大约是一样的意思———她认真地观赏着，赞道：“流丽之极”。在《谈画》中，她看塞尚的《抱着基督尸身的圣母像》，大感惊讶的是，圣母是最普通的妇人，清贫，论件计值地做点缝纫工作，灰了心，灰了头发“，并且注意到，圣母并不是抱着基督，而是，”背过身去正在忙着一些什么“，抱着基督的则是”另一个屠夫样的壮大男子“。而基督呢？没有使她联想起世间的任何一个人，”他所有的只是图案美“，于是，他就错过了她的兴趣。她喜欢的就是这样一种熟稔的，与她共时态，有贴肤之感的生活细节。这种细节里有着结实的生计，和一些放低了期望的兴致。
张爱玲对世俗生活的兴趣与苏青不同。胡兰成对宁波人苏青的评价很对，他说宁波人过日子多是兴兴头头的，但是缺少回味，是真正入世的兴致。张爱玲却不是，她对现时生活的爱好是出于对人生的恐惧，她对世界的看法是虚无的。在《公寓生活记趣》里，她饶有兴味地描述了一系列日常景致，忽然总结了一句：“长的是磨难，短的是人生。”于是，这短促的人生，不如将它安在短视的快乐里，掐头去尾，因头尾两段是与“长的磨难”接在一起的。只看着鼻子底下的一点享受，做人才有了信心。以此来看，张爱玲在领略虚无的人生的同时，她又是富于感官，享乐主义的，这便解救了她。《道路以目》里，她写她上街买菜，遇到封锁，只得停留在封锁线以外的街道上。有一个女佣想冲过防线，叫道：“不早了呀！放我回去烧饭吧！”然后，“众人全都哈哈笑了”。这是合乎张爱玲人生观的地方，大难临头，回家烧饭的钟点却一丝不苟。在那无意识的女佣，是一种积极，但在张爱玲，却是消极。因她是要比女佣了解“封锁”的含义，了解这个时世里的灾难。她却又不是一个现实主义者，能够就事论事地面对现实。她并不去追究事实的具体原因，只是笼统地以为，人生终是一场不幸，没有理由地一径走着下坡路，个人是无所作为的。像她在《更衣记》的末尾写的，一个小孩子，在收了摊的小菜场，满地的垃圾里面，骑了自行车，撒开把手，很灵活地掠过了。于是，她写道：“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吧？”就是在这轻盈地一掠之中，有了小小的冒险，终却是安全的，便小小地得意着。就是这么一点雕虫小技的手腕。张爱玲喜欢归喜欢，其实又是不相信它们的意义的，否则，她就是宁波人苏青了。否则，她就不会如此贪馋地抓住生活中的可触可感。她在千古之遥，尸骨无存的长生殿里，都要找寻出人间的触手可及的温凉。在《我看苏青》里，写杨贵妃和唐明皇闹气，逐回娘家，“简直是‘本埠新闻’里的故事”。她不喜欢小提琴，因为太抽象，而胡琴的声音却贴实得多，“远兜远转，依然回到人间”。
这是散文中，由自己直接告白出的张爱玲，在小说里，张爱玲就隐到了幕后。大约仅有一次，没藏好，显现出了真身。是在《倾城之恋》里，白流苏刚到香港，与范柳原的关系处于胶着，暗底里使着劲。他们在浅水湾饭店分住两个客房，晚上范柳原将电话打进白流苏的房内，向她念起《诗经》：“死生契阔，与子相悦，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”，底下还附有一大篇解释。却像张爱玲在说话，而不是范柳原。在张爱玲的小说里，是少有如此自觉到人生的苍茫，并且有诗情的人物，张爱玲从不曾将自己放进小说中，扮演一个角色。因连她本身都是虚无的，不适合作世俗的小说的材料和对象。在她的小说里扮演角色的，多是些俗世里的人———市民。最具俗世的特征的，怕就是上海了。香港也有一些，但比较夸张，更像是俗世的舞台，是戏剧化的俗世。《沉香屑第一炉香》与《沉香屑第二炉香》，这两则故事就要奇异一些。而发生在上海的故事，则更具有俗世的情调。
《花凋》里那家的女儿们，我以为是再真切不过的上海小姐。父亲是个轻佻不尽责的人，大约是像《金锁记》里的三少爷，妻子却不如三少奶的贤慧，无能且又无味。我以为，《红玫瑰与白玫瑰》里的白玫瑰，烟鹂，老了以后，就是她。女儿们晓得谁也靠不上，只有靠自己，到社会上汲取养料，挣一份好生活。张爱玲写道：“小姐们穿不起丝质的新式衬衫，布褂子又嫌累赘，索性穿一件空心的棉袍夹袍，几个月之后，脱下来塞在箱子里，第二年生了霉，另做新的。”摩登里面粗陋的，泼辣的芯子，经得起折腾。姊妹多，也成了一个小社会，互相倾轧着，有些弱肉强食的意思。像川嫦这样老实，柔弱，带几分情致，命运就不济了。她生的是痨病，这也有着些哀婉的情致，可这情致却被病期的拖延，一点一点侵蚀掉了。学医的未婚夫自然早知结局，但算得上有耐心了，两年后才另有了人。然后，家里连买药的钱也计较起来，每日吃两个苹果成了家人的说嘴。最后，她想来个多情的了结，自杀，却买不来安眠药。她只得坐着黄包车兜一转，吃一顿西餐，看一场电影。这大约就是一个上海小姐闲暇中的全部乐趣，她要最后地享一享。这是相当感伤的一幕，可这感伤却被病期的拖沓又腐蚀了。川嫦还又做了两双绣花鞋，一双皮鞋，用一只脚试了鞋，很长远地说：“这种皮看上去倒很牢，总可以穿两三年。”三周之后，她方才谢世。这就是俗世里的人了，死都逼在眼前了，这世界早已经放弃她了，她却还愚顽地留意着一些小事，不自量力地挣一挣。
张爱玲小说里的人，真是很俗气的，傅雷曾批评其“恶俗”，并不言过。就像方才说的，她其实也是不相信这些俗事有着多大的救赎的意义，所以便带了刻薄的讥诮。而她又不自主地要在可触可摸的俗事中藏身，于是，她的眼界就只能这样的窄逼。《留情》里，米先生，敦凤，杨太太麻将桌上的一伙，可不是很无聊？《琉璃瓦》中的那一群小姐，也是无聊。《鸿鸾禧》呢，倘不是玉清告别闺阁的那一点急切与不甘交织起来的怅惘，通篇也尽是无聊的。在这里，反过来，是张爱玲的虚无挽救了俗世的庸碌之风，使这些无聊的人生有了一个苍凉的大背景。这些自私又盲目的蠢蠢欲动，就有了接近悲剧的严肃性质。比如，《金锁记》里的曹七巧，始终在作着她丑陋而强悍的争取，手段是低下的，心底极其阴暗，所争取的那一点目标亦是卑琐的。当她的争取日益陷于无望，她便对这个世界起了报复之心。然而，她的世界是狭小的，仅只是她的亲人。于是，被她施加报复的，便是她的亲人了。在她扼杀自己的希望的同时，也扼杀了她周遭的人的希望。生活就这样沉入黑暗，这黑暗是如此深入，以至粗鄙的曹七巧也泛起了些许感时伤怀的情绪，想到她抗争的不果与不值：她要是选中了与她同一阶层的粗作的男子，“往后日子久了，生了孩子，男人多少对她有点真心。”可是，在张爱玲的笔下，这也已是三十年前的旧事了，连曹七巧的懊悔都已经死去了。如曹七巧这般积极的人生，最终又留下什么呢？逝者如斯，虚无覆盖了所有的欲望。而张爱玲对世俗生活的爱好，为这苍茫的人生观作了具体，写实，生动的注脚，这一声哀叹便有了因果，有了头尾，有了故事，有了人形。
于是，在此，张爱玲的虚无与务实，互为关照，契合，援手，造就了她的最好的小说。
《倾城之恋》也是她最好的小说之一。白流苏和范柳原这一对现时的男女，被命运掷骰子般地掷到了一起，做成了夫妻。这是张爱玲故事里，少有的圆满结局。如文中所说：“到处都是传奇，可不见得有这么圆满的收场。”可那也是不可琢磨的，凑巧了的，世界依然，甚至更加不可理喻。人生，还是苍茫的。在此，张爱玲也为这苍茫作了合情合理的注脚。白流苏和范柳原在各自的利欲推动下，迂回着，探试着，欲擒故纵着，却不料世事大变，生存之计为上，忽才珍惜起眼面前的一点慰藉，它给人一种盲目的安全感。在这里，张爱玲是与她的人物走得最近的一次，这故事还是包含她人生观最全部的一个，这含有着对虚无的人生略作妥协的姿态，是贴合张爱玲的思想的。就因走得太近，露了真身，人物略有些跑题，就像前边说过的，在月夜里，范柳原的喟叹。多亏白流苏说了句：“我不懂这些”，才将事情又拉回了情景。
就这样，张爱玲的世俗气是在那虚无的照耀之下，变得艺术了。她写苏青，写到想与苏青谈“身世之感”，便想象苏青的眼神是：“简直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！大概是艺术吧？”苏青是不“艺术”的，她的世俗后面没有背景。在此，可见得，张爱玲的人生观是走在了两个极端之上，一头是现时现刻中的具体可感，另一头则是人生奈何的虚无。在此之间，其实还有着漫长的过程，就是现实的理想与争取。而张爱玲就如那骑车在菜场脏地上的小孩，“放松了扶手，摇摆着，轻倩地掠过。”这一“掠过”，自然是轻松的了。当她略一眺望到人生的虚无，便回缩到俗世之中，而终于放过了人生的更宽阔和深厚的蕴含。从俗世的细致描绘，直接跳入一个苍茫的结论，到底是简单了。于是，很容易地，又回落到了低俗无聊之中。所以，我更加尊敬现实主义的鲁迅，因他是从现实的步骤上，结结实实地走来，所以，他就有了走向虚无的立足点，也有了勇敢。就如那个“过客”，一直向前走，并不知道要到哪里去，并不知道前边是什么。孩子说是鲜花，老人说是坟墓，可他依然要向前去看个明白，带着孩子给他裹伤的布片，人世的好意，走向不知名的前面。
舞台剧《金锁记》，张爱玲原著，王安忆编剧，许鞍华导演，焦媛主演
记者：张爱玲、王安忆、许鞍华再加上焦媛，该是怎样的一种时空对接，是什么机缘造就这次合作的呢？
王安忆：2004年，我就为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改编了这部戏，导演是黄蜀芹，票房也很不错，后来香港春天舞台的高志森来跟我谈，说他们也想排，导演要请许鞍华。
记者：为什么是《金锁记》？从女主角来说，曹七巧很不讨好，尖刻、阴暗，没有一点女性的那种优雅、端庄。
王安忆：《金锁记》在戏剧性方面有很多资源，不幸的身世、戏剧化的环境、饱满的情欲、强烈的性格，曹七巧太应该是个主角了。你说的问题出在电视剧上，现在的通俗剧，总是把女主角弄成浪漫的、讨人喜欢的，这样的性格太平淡了。
记者：你改编张爱玲，让我想起台湾的王德威说，王安忆是继张爱玲之后，又一海派文学的传人。你怎么看这个评价？
王安忆：他这么说，对我的书的销售很有帮助。（笑）但我和张爱玲有很多不同，张爱玲小说写得很好，但也不是全好，《金锁记》是最好的。（傅雷先生也这么说？）是，大家在有些方面肯定是有共识的。我对戏剧很有兴趣，我自己的小说是含蓄的，没有一个激烈的核，所以，做舞台剧就需要去找一个核，《金锁记》就有这样一个核。
记者：一开始就知道是许鞍华导演吗？
王安忆：只知道他们有意向，这部戏许鞍华应该是有一个特殊追求的，她是第一次导舞台剧，我和她交流不多，她真的不需要我讲什么，她要一点拖泥带水的东西都没有。一模一样的剧本，上海演3个小时打不住，香港演是两小时一刻钟，节奏明快很多。许鞍华她太好了，不强调排场，但非常现代，布景简洁，整个戏的激烈性更强烈，比上海明快很多。香港人看戏，真的是鸦雀无声，没有一点点走动和声音，然后就是最后那长久的掌声。
记者：在香港演出为什么会有这种效果？
王安忆：香港人对张爱玲非常熟悉。我第一次去香港谈这个戏时，和剧组一起做了一个读者会。读者会的开始和最后剧组各提了一个问题，答对的就给两张票。第一个问题是《金锁记》的第一句话是什么？一个很年轻的男孩站起来很流畅地就背出来了。最后一个问题是问胡兰成什么时候去世的，这个我真的没记住，可是一个年轻的女孩不光答得出胡兰成去世的日子，还记得他出生的日子。
记者：这跟张爱玲进香港比较早有关？
王安忆：对，张爱玲上世纪60年代就进入香港了，但进内地，在大众中普及，应该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。另外，进入的背景也不同，上世纪60年代不是传媒化的背景，大众传媒还没有那么大的覆盖，只有阅读本身，张爱玲还没有被浅释化，所以读者离她很近。香港人对张爱玲的熟悉程度，就像我们对鲁迅一样，根本不需要你去说什么。
记者：2001年，你当选上海作协主席的时候说过一段话，说上海是鲁迅的城市、巴金的城市……为什么没有说是张爱玲的城市？
王安忆：当然也是（张爱玲的城市），但我当时说这段话是有一个期许，上海对我来说，应该是个知识分子的城市，不是个市民价值观的城市，上海需要知识分子的照耀，这个城市，应该有更高尚的价值。（你说过张爱玲是世俗的）张爱玲对人生的解释太简单，在她眼里，人生总是走下坡路的。我还是喜欢鲁迅，他也是永远处在绝望中的人，但他一定要把走下坡路的原因找出来，张爱玲用日常化解了焦虑，但一个知识分子应该是有锐度的，不要求妥协。
记者：莫言有一次在香港说，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写作上的故乡，他的故乡是山东高密乡，王安忆的故乡是上海。这让我想起文学界的现状，好像写乡村的多，写城市的比较少。
王安忆：（笑）这个可能是国外比较喜欢找我和莫言做演讲的搭档，可能觉得我和他一个城市，一个农村，所以他常这样说。写农村的作品多主要是作家的成分，大部分作家都来自农村或者内地的小城市。另外，城市是一个表象特别变化的地方，特别有色彩，而作家是在变动中找不变的人，城市的不变又要追到自然去，自然又要追到农村里。（笑）在都市里，写作不是一个上乘的生活方式，都市的人对文学比较淡漠，认为舞文弄墨是没出息的。
记者：那你觉得，在今天，作家的创作动力是什么？
王安忆：我一直认为中国现代小说的传统不是《三言二拍》，不是《红楼梦》，而是从五四来的，也就是从西方来的，作家对人生都有一定的自觉性，他们对人生作有自己的解释、描述和期望。我对文学有感情，喜欢文字，喜欢讲故事，对人生有表达的愿望，还有就是对我来说，比较特殊的是，我喜欢思想。
记者：最后一个问题，为什么会有人管你叫“文学界的王菲”？我觉得你挺亲切的。
王安忆：（笑）这就是问题，好像不给我这么一个称呼，就没法给我定位似的。大体上我对媒体不感兴趣，是蛮冷淡的。我见过几个年轻的记者，看到我，就跟我说，“哎，王安忆你这双鞋子挺不错的”。现在娱乐化很严重，我不喜欢被搞得像明星一样，很无聊。
摘自《广州日报》报道，记者龙迎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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